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开忠教授做“网络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保护”讲座
知产院讯（记者 蔡子贤 报道 刘沛昀 摄影）12月17日晚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胡开忠教授莅临我院，于法学院C419会议室分享“网络环境下的广播组织权保护”。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林秀芹教授、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龙小宁教授、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朱冬副教授、李晶助理教授、杨正宇助理教授以及我院三十余位在校研究生参加此次沙龙。
胡开忠教授以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国内外背景为引，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盗播广播信号问题的分析，介绍了盗播行为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客体、主体与权利内容方面产生的冲击。
在国内外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上，胡开忠教授指出，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运用，二者与广播技术有机结合，使传统的广播形式剧变——观众消费方式由计划经济下的“凭菜单点菜”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“按需点外卖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国际社会制定了《保护表演者、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》，我国在1990 年颁布的《著作权法》中规定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，并在2001年进行了修订。但网络广播、数字广播的出现对现有的广播组织权制度产生了新的冲击，原有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。从1998年至2017年，由于意见分歧巨大，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》历经35届会议仍未制定成型，足见问题的复杂程度。
胡开忠教授介绍了网络环境下盗播广播信号的方式。进入新时代，盗播广播信号的行为日益猖獗，严重损害了广播组织的利益。其中，主要有转播、重播、交互式广播、向公众传播、发行已录制节目复制品等盗播方式。紧接着，胡教授就盗播行为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客体、主体与权利内容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行了说明。在客体方面，胡教授对比剖析了国际上分歧明显的数种观点：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支持 “节目说”，该说以广播节目为客体；以美国、印度为代表的国家支持的“信号说”以广播信号为客体；等等。胡教授指出，上述各说均存在明显的缺陷，不能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。在主体方面，胡教授介绍了国内外的制度现状与观点。广播组织在旧时分为有线广播电视台与无线广播电视台。在网络环境下出现的网络直播平台能否成为权利主体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分歧。在权利方面，胡教授结合具体案例，逐一分析了我国《著作权法》规定的广播组织转播权、录制权、复制权与未规定的重播权、发行权、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所出现的新方向与新问题。
在构建广播组织权利内容方面，胡开忠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应明确规定广播组织权利的客体为广播信号，授予广播组织对于信号即时利用和后续利用的控制权。广播组织在传播广播信号的过程中进行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投资，广播信号是广播组织的投资利益的外在体现，也是广播组织与他人进行成果交易的物质载体，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。广播组织权利的内容在构建时应当涵盖各类信号利用行为，才能充分保护广播信号。广播信号的利用方式在实践中分为即时利用和后续利用。胡教授总结到，应根据我国国情，关注和借鉴国际公约中有关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立法来完善《著作权法》中的相关规定。《著作权法》在扩大广播组织权利的同时，应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，使著作权人的利益、广播组织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相对的平衡，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互动交流环节，在场师生就司法保护途径、不同权利内容理论的区别优劣、权利义务对等问题与胡开忠教授积极讨论。
胡开忠教授以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国内外背景为引，通过对网络环境下盗播广播信号问题的分析，介绍了盗播行为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客体、主体与权利内容方面产生的冲击。
在国内外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时代背景上，胡开忠教授指出，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运用，二者与广播技术有机结合，使传统的广播形式剧变——观众消费方式由计划经济下的“凭菜单点菜”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“按需点外卖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国际社会制定了《保护表演者、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》，我国在1990 年颁布的《著作权法》中规定广播组织权利保护制度，并在2001年进行了修订。但网络广播、数字广播的出现对现有的广播组织权制度产生了新的冲击，原有制度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。从1998年至2017年，由于意见分歧巨大，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》历经35届会议仍未制定成型，足见问题的复杂程度。
胡开忠教授介绍了网络环境下盗播广播信号的方式。进入新时代，盗播广播信号的行为日益猖獗，严重损害了广播组织的利益。其中，主要有转播、重播、交互式广播、向公众传播、发行已录制节目复制品等盗播方式。紧接着，胡教授就盗播行为对广播组织权制度的客体、主体与权利内容方面产生的冲击进行了说明。在客体方面，胡教授对比剖析了国际上分歧明显的数种观点：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支持 “节目说”，该说以广播节目为客体；以美国、印度为代表的国家支持的“信号说”以广播信号为客体；等等。胡教授指出，上述各说均存在明显的缺陷，不能解决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。在主体方面，胡教授介绍了国内外的制度现状与观点。广播组织在旧时分为有线广播电视台与无线广播电视台。在网络环境下出现的网络直播平台能否成为权利主体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分歧。在权利方面，胡教授结合具体案例，逐一分析了我国《著作权法》规定的广播组织转播权、录制权、复制权与未规定的重播权、发行权、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所出现的新方向与新问题。
在构建广播组织权利内容方面，胡开忠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认为应明确规定广播组织权利的客体为广播信号，授予广播组织对于信号即时利用和后续利用的控制权。广播组织在传播广播信号的过程中进行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投资，广播信号是广播组织的投资利益的外在体现，也是广播组织与他人进行成果交易的物质载体，理应得到法律的保护。广播组织权利的内容在构建时应当涵盖各类信号利用行为，才能充分保护广播信号。广播信号的利用方式在实践中分为即时利用和后续利用。胡教授总结到，应根据我国国情，关注和借鉴国际公约中有关广播组织权利保护的最新立法来完善《著作权法》中的相关规定。《著作权法》在扩大广播组织权利的同时，应兼顾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，使著作权人的利益、广播组织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保持相对的平衡，最终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。
互动交流环节，在场师生就司法保护途径、不同权利内容理论的区别优劣、权利义务对等问题与胡开忠教授积极讨论。